​开国少将原38军军长刘贤权抗战中处理杀害黄骅的叛徒邢仁甫的经过

开国少将原38军军长刘贤权抗战中处理杀害黄骅的叛徒邢仁甫的经过

刘贤权调回冀鲁边之时，正赶上日伪军加紧推行其“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

日本侵略者针对冀中平原的特点，总结了以往“扫荡”、“蚕食”屡遭失败的经验教训，强征几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到处挖掘深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战略包围圈。然后出动机械化部队在封锁区内反复进行“清剿”，企图使我军陷入走不能走，打不能打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囚笼”政策。到1942年冬，敌人在冀鲁边共挖封锁沟2800公里，修公路8000公里，设岗楼据点507个。

冀鲁边军区领导遵照上级指示精神，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和分散的游击战争，用一切手段同敌人周旋，在斗争中创造了地道战、铁道游击战等作战形式。军民依托地道等手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刘贤权到达冀鲁边后，从1943年1月至5月，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作战方式，组织军民连续粉碎了敌人的8次“扫荡”。

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磨炼了冀鲁边抗日军民的意志，但也使一些意志薄弱者发生了动摇，变成了可耻的懦夫和叛徒。邢仁甫就是这样的人。

邢仁甫叛变暴露于1943年6月。当时，他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王卓如同志为政治委员，黄骅同志任副司令员，周贯五同志为副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6月29日，黄骅对刘贤权说，他要和参谋主任（参谋长）陆成道在军区驻地新海县（现河北省黄骅县）大赵村，召开军区侦察通讯会议，分析敌情，总结对敌斗争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那时，邢仁甫带少数人住在远离军区机关驻地的望子岛上，王卓如下去检查工作，周贯五去山东分局开会，军区的日常工作由黄骅和刘贤权二入主持。刘贤权过去虽然在冀鲁边工作过，但毕竟离开多年，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又到职不久，所以很希望参加这次会议，多了解一些情况。黄骅十分理解他的心情，但考虑机关和会议在一起人员太集中，目标太大。为了安全，要他带机关人员到别的村子去，等开完会再会合。按照黄骅的安排，刘贤权当晚带领不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转移到距大赵村十几里的毕家王文村。军区警卫部队只留下一个连和机关少数警卫通讯人员，为会议警卫。

30日上午，军区侦察通讯会议如期在大赵村召开，到会的有：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陆成道（参谋长），作战股长迟田、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长陈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长齐跃庭（崔逸民）；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刘金财；三军分区侦察参谋兼站长迟麟兆，还有管理股长谢玉山等。会开到下午6时，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带着手下11个人，来到会场。他一进院门就问卫兵，黄副司令在哪儿？卫兵一见冯冠奎，因为认识，不假思索地回答黄副司令在正房里开会。冯冠奎在刹那间双手各提一把大张机头的匣子枪冲进了正房，对着低头记录的黄骅同志大叫一声：“不准动！”随即便开了枪，黄被击中身亡。齐跃庭、迟田等正要掏枪还击，被冯的手下人抢先开枪，中弹倒下。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等五位同志先后牺牲；迟田、齐跃庭、刘全财、迟麟兆四位同志身负重伤。黄骅的警卫员李天佑听到枪声，疾步奔向正房，被冯冠奎迎面碰上，一枪打倒，当即牺牲。警卫战士们闻声赶到立即追击。冯冠奎等凶手边打边逃，又有两名警卫战士牺牲。这时，在外头负责警戒的警卫连长姜玉山一枪射中了冯冠奎的胳膊。冯手捂伤口边逃边喊：“别开枪！这是邢司令叫干的。”随即跑进庄稼地里，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逃走了。警卫战士们飞速跑到毕家王文村，向刘贤权报告冯冠奎叛变刺杀的事情经过。

刘贤权听后，感到非常痛心和震惊，立即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一方面，通知医生急速去大赵村抢救伤员，要管理员安排好牺牲同志的后事；一方面，命令警卫部队继续搜索，捉拿凶手。随后，他立即赶到大赵村现场，了解情况，指挥部队照护好负伤的同志。为了防止敌人再乘机来袭，又组织指挥大赵村的部队迅速转移。第二天敌人果然到大赵村一带“扫荡”，由于部队和伤员早已安全转移，才没有受到损失。

当夜，根据已经判明的情况，刘贤权立即责令宣传科长戴夫等同志赶写并发出了《告边区人民书》和《通辑令》，揭露冯冠奎的罪行，要求边区军民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同时，他把情况向山东分局和115师作了专门报告。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斗争错综复杂，军区的其他领导又不在位，重担完全压在刘贤权一个人身上。在做好稳定军区机关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他又通知各军分区领导，要求他们稳定部队情绪，务必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乘隙而入。他还当面向地委书记兼1分区政委彭瑞林同志交待，务必要抓好部队，防止再发生其它的问题。

自从黄骅等同志牺牲后，刘贤权夜不能寐，一闭上眼时，这些同志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虽然他和这些同志相处不到半年，但患难与共的斗争生活，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黄骅是湖北阳新县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人，和他一样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俩是同年入党，又是同年入伍。黄骅为人诚恳朴实，作战英勇顽强，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一身正气，军政兼优。陆成道也是红军干部，四Jf|人，身材魁梧，天资聪明，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部队中刻苦学习，练就一手洒脱的毛笔字。为了事业，他一直没有结婚成家。特别是陆成道同志政治上十分敏锐，早在去年，他就发现邢仁甫有许多不正常的行踪，曾经郑重向组织上反映过。其他几位牺牲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难得的好同志。这些在敌人面前一个个如雄狮猛虎的同志，现在却被叛徒卑鄙地杀害了。想到这些，刘贤权恨不得立即除掉这些为人不齿的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究竟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冯冠奎为什么要刺杀黄骅等同志？他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冯冠奎口口声声喊叫是邢仁甫指使他干的，是真还是假？这一连串的疑问在刘贤权的脑海里不断地盘旋着。由于当时了解的情况不多，军区又只有他一人在主持工作，他觉得必须慎之又慎，继续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工作，既不能放走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正当刘贤权在调查了解之际，7月2日，邢仁甫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要他立即带军区机关到望子岛，研究黄骅被刺的事。是去，还是不去？需要他立即做出决断。按通常惯例，邢仁甫是司令员，是他的直接上级。既然有司令员的亲笔信，他就应该立即动身前往。况且，身为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也有责任把黄骅等同志被刺和初步调查了解的情况，直接向司令员汇报。可是，针对目前特殊的复杂形势，刘贤权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必须采取周到而稳妥的措施，于是立即写了这样一封信交来人带回：“邢司令：当前我不能上岛，善后工作没有完，还得指挥部队对付敌人‘扫荡’。我带机关上岛，对部队、地方、群众影响太大，敌人也会造谣说我们都吓跑了，将会引起军内、外的混乱。”

刘贤权之所以决定不去望子岛，除去上述工作上的实际情况外，还由于他凭借多年对敌斗争经验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已从黄骅等同志被刺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中，敏锐地察觉到对邢仁甫不能轻信盲从。

黄骅等同志遇害后，刘贤权接连收到军区、地方和群众的来信，反映邢仁甫行动可疑。有人反映，部队驻扎后山村时，从天津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和邢密谈。这二人究竟是干什么的?4股股长张玉璞曾私下对人说，这二人叫郭振亚、李树凯，是邢仁甫做敌军工作的联络人员，但也有人反映他俩是日本特务。后来，邢仁甫又派张玉璞去天津做“敌军工作”，结果张一去不回。又有人反映：邢是杀害黄的主谋，是冯冠奎亲口所说。看着这些来信，他又联想到陆成道同志生前曾对他说：邢仁甫喜欢和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混在一起，行动很可疑，迟早要惹出祸来。

邢仁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刘贤权从同志们的反映中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邢出身于一个当过土匪的青红帮头子的家庭，在国民党29军当过参谋。芦沟桥事变后，他回河北盐山县家乡当了抗日救国军的司令，曾为发展抗日武装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也打过仗。但他受家庭和1日军队的影响较深，恶习不改。一开始他就培植个人势力，只要与他气味相投，不管是什么人，都拉入救国军。

1939年7月，马国瑞、曾国华、孙继先等同志率八路军来到冀鲁边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冀鲁边游击支队”（后改称平津支队）。同年9月，肖华同志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边区后，将这支部队改编为东进纵队第6支队，仍由邢仁甫

任支队长，同时派进一些老红军和地方老干部，以加强领导。邢仁甫表面上拥护整编，实际上很不满意，照旧我行我素。他在组织上，拉拉扯扯，搞小团体培植亲信，排斥外来干部；在经济上，搞小家当，私吞公款达3万余元。在生活上，吃吃喝喝，贪图享乐，他已有妻室，但又看中了31支队的女宣传员宋奎玲。当组织上不同意时，他竟蛮横地说：“我宁愿不当党员，也要和她结婚。”硬是娶为二房，影响极坏。

1943年冀鲁边的抗日斗争极为残酷。我抗日军民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吃糠咽菜，煮蝗虫充饥，咬紧牙关，坚持斗争。但邢仁甫却贪生怕死，带着小老婆和少数亲信躲到新海县狼坨子对面海上的望子岛上，和一些收容过来的土匪称兄道弟。冯冠奎惯匪出身，1942年被邢收容，编入军区手枪队，和邢打得火热。邢还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要打倒日本鬼子，等一百年以后！”区党委领导王卓如和周贯五、黄骅等同志对他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和帮助教育，邢仁甫虽然表面上表示要改正错误，实际上却一切照旧。1943年4月，山东分局决定调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由黄骅接替他的工作。他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大发牢骚，错误地认为是黄骅告了他的状，组织上不信任他，调他学习是要削他的兵权等等。于是，他软磨硬泡，借口路远，敌人封锁，行动不安全，要求等青纱帐起来以后再去。后经区党委请示山东分局，分局同意他的要求。

对于这样一个屡犯错误，恶习不改、贪生怕死，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不能不引起刘贤权的警惕和怀疑。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刘贤权不去望子岛的决定是正确的。1952年德州市公安局来查明，早在1942年7、8月间，邢仁甫就已叛变投敌，曾经通过日本特务向日军透露黄骅的行动路线，要求日军截杀黄骅。他还曾密谋杀害其他老干部。这次事变中，倘若刘贤权带领机关上了望子岛，必然会使边区抗日斗争招致更为严重的损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几天，王卓如赶了回来，和李启华、刘贤权共同研究了有关情况。第二天，邢仁甫又派人给党委送信，约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共同上望子岛开会。王卓如生气地说：“他是司令员，副司令被刺，他不下岛，还让我们上岛？！”这显然很不正常。经过研究后，决定不上岛而由刘贤权写回信，约邢仁甫在7月10日前到新海县毕家王文村汇合，如果遇到敌人“扫荡”，则会期和汇合地点则另行商定。过了几天，邢仁甫回信说，同意下岛开会，但又以敌人“扫荡”为借口，建议将会期推迟几天。

7月15日，王卓如的爱人朱凝突然从海上赶回区党委，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当时正在清河区休整，团长冯鼎平带领团部和一营驻在新海县新迁户村，政委姚昌州、副团长贾乾瑞带二营驻在距团部90华里的老爷庙村。7月上旬，邢仁甫密令冯鼎平上岛面授机宜。

7月9日下午，冯鼎平返回新迁户村，按照邢仁甫的旨令，秘密找营干部谈话，进行拉拢密谋叛变。冯的反党活动引起了其他团领导的怀疑，也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一营教导员刘仁贵严厉地说：“冯团长，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二营长刘虎臣气愤地说：“谁让我叛变革命，谁就把我身上的伤疤给补起来！”他们还向冯鼎平指出，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本地人，深受日寇蹂躏之苦，大家对日寇有着刻骨仇恨。部队党员占40%以上，立场很坚定。谁想带他们叛变当汉奸，调转枪口打自己的同志那是妄想！你们不但拉不走部队，反而会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在刘仁贵、刘虎臣的劝说下，冯鼎平终于转变立场，决定与刘仁贵、刘虎臣分头向组织上揭发邢仁甫的叛变阴谋。当晚，冯鼎平向姚昌州，刘仁贵向贾乾瑞，刘虎臣向幸易之同时作了揭发汇报，团领导立即向清河区党委报告。清河区党委向山东分局和115师作了报告。分局指示要立即转告冀鲁边区党委。

为了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冀鲁边界党委，清河区党委委托正在清河区养病的朱凝同志急速返回冀鲁边党委。朱凝冒着危险，弄只小舢板，只身划过渤海湾，绕过敌人的封锁和邢仁甫的监视，摇了两天两夜，终于赶到了。

听了朱凝的汇报后王卓如说：“邢仁甫确实是叛变了。他复信同意下岛和我们汇合开会，说明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将计就计，借汇合开会的机会逮捕他，送交山东分局处理。”区党委同时决定由刘贤权代理司令员，负责指挥军区警卫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同时，把这个决定上报山东分局。

刘贤权接受任务后，反复进行了思考，觉得这是一次既特殊又复杂的任务。一来，邢仁甫做贼心虚，防范严密，他手中又掌握着一部分兵力，采取硬打的办法会增加伤亡，邢仁甫又可能乘乱溜走，必须不动声色地智捕。二来，军区警卫部队大多是本地人，地方观念较强，有些入跟邢多年，和邢有一定的感情。突然宣布邢仁甫叛变，有的人不一定相信，可能有意无意地走露了风声。再说，邢仁甫在冀鲁边经营多年，安插了一些亲信。他们与邢关系密切，到关键时刻，个别人不听党组织的话，或通风报信，或走漏消息，任务就难以完成了。因而，他认为动用军区警卫部队执行逮捕任务缺乏十足的把握，于是他向王卓如建议，立即调三军分区的部队来军区执行此项任务。

王卓如同意刘贤权的分析和意见，通知三军分区派部队速来军区执行紧急任务。谁知三军分区的部队还未赶到，情况却发生了变化：7月16日，邢仁甫带一个警卫班下岛准备来汇合开会。针对这一突来的变化，刘贤权和王卓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用军区警卫部队执行任务，并具体研究了行动方案：由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率县、区部队到毕家王文村南侧集结，堵住邢仁甫的退路；派一个连保卫军区机关驻地；另由刘贤权指挥一个连队，首先包围村庄，然后逮捕邢仁甫。并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刘贤权感到行动有点仓促，特别是让军区警卫部队执行这个任务，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但也意识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区党委决定立即逮捕邢仁甫是对的。现在自己只有把准备工作做细，保证顺利完成任务。于是，他亲自赶到毕家王文村，仔细察看了地形，进一步做了具体安排后，又和王卓如对执行任务的连队作了动员。他还参加了连的党支部会议，党员们态度明确，一致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活捉叛徒邢仁甫，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报仇。

当天晚饭后，刘贤权带领部分人员爬上了村子围墙，这时，警卫营教导员赵德修和军区机关指导员王新光带领部队人员走进村口。走在最前面的是警卫4连连长王爱芝，他一见邢仁甫的警卫人员出现，突然开枪射击，立即引起双方互射。邢仁甫知道情况不妙，在手枪队的掩护下乘乱逃走。没有提到邢仁甫，有些同志产生了埋怨情绪。面对这种情况，刘贤权逐级做稳定思想情绪的工作，向大家说明：这是一种特殊斗争，我们没有经验。区党委决定不开枪抓活的是正确的。行动是急了点，出现了违纪开枪的漏洞，这个教训要记取。邢仁甫这次是逃走了，但最终逃脱不了党和人民的惩罚。

邢仁甫逃回望子岛后，严密封锁消息，并散布谣言说：“黄骅被刺是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和南蛮子刘贤权干的，这次又想谋杀我，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大耍骗术，分别给边区县团以上主要负责同志写信、发报，企图以开会为名，骗他们上岛。但遭到了这些同志的坚决拒绝，并纷纷向区党委反映汇报揭露邢仁甫的策反阴谋。后来三军分区副司令黄荣海带部队夜袭了邢仁甫常住的狼坨子。战斗结束后，查获了邢仁甫写给日寇头子谷川的一份报告底稿。这份底稿向日寇详细报告了我边区党、政、军的情况及主要干部名单、部队实力、准备情况、部队活动规律及常驻地点等。这是邢仁甫叛变投敌的铁证，证明邢早在1942年就已和日寇取得了联系。

9月17日，邢仁甫在各种叛变阴谋彻底破败之后，带上小老婆和几个死党逃到天津公开投敌，当上了沧（县）、乐（陵）等“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一个郊区的专员。1949年初，我军解放天津时将邢仁甫抓获。1952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邢押到盐山县城，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就地正法，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1989年，刘贤权在回忆这一段斗争历史时，写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邢仁甫叛变投敌绝非偶然，是其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膨胀的必然结果。他政治上悲观动摇，生活上腐化，工作上脱离群众，一心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这说明他虽然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他虽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却没有带领部队投入到抗日烽火中去。以至于发展到为个人谋私利，不惜杀害革命同志，最终叛变投敌，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要为党的事业奋斗，就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为个人谋私利。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刘贤权(1915—1992)，曾用名刘贤耀。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班长、连长、指导员、政委、科长等职。1937年9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民运股股长，11月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38年9月任冀鲁边区抗日挺进纵队民运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1940年5月任冀鲁豫军区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调任鲁西军区第一(泰西)军分区司令员兼泰西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任冀鲁豫军区一(泰西)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12月调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1944年3月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10月任师长并率部挺进东北，先后任牡南军分区司令员、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富锦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三师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师长等职。1949年1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一一四师师长，次年7月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1951年4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政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8月任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7年10月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后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政工小组副组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铁道兵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顾问等职。1982年6月离休。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92年6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