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题材 赵氏孤儿编剧

赵氏孤儿题材 赵氏孤儿编剧

《赵氏孤儿大报仇》（又名《冤报冤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冤报冤》，简称《赵氏孤儿》）是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全剧五折一楔子。该剧被列为元杂剧四大悲剧。意大利、法国、德国的剧作家都有根据该剧改编的剧作上演。

17世纪至18世纪初，欧洲剧场里的“中国戏”流行不衰。不过戏的作者们对中国并无真切的认识，只不过是取来一个所谓中国角色或题材，借以演绎欧洲的英雄美人故事。直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1735年)刊行后，欧洲舞台才真正开始体现出中国戏剧的影响。

原题：《变身赵氏孤儿中国孤儿西行》

电影《赵氏孤儿》正在热映，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戏剧舞台。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改编和演出的成功，引发了中国戏剧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赵氏孤儿》具有里程碑意义。

《赵氏孤儿》是元代纪君祥创作的历史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或《赵氏孤儿冤报冤》），一共五折另加一个楔子。西方作家在翻译和改编时，虽然情节多有出入，却都保留并发扬了剧作的核心因素——“救孤精神”。

《赵氏孤儿》在法国——马若瑟：最早的西方译者，删去了曲文。西方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2年，他在广州把该剧翻译成法文，并在前言中阐明自己的动机：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道德观念。他删去了曲文，只是以“他唱”或“她唱”两个字代表唱曲的内容，也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因为他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词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

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披露了马若瑟的译文片断。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上。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18世纪，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为英文。

伏尔泰：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

伏尔泰改编的五幕剧《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于1755年在巴黎搬上舞台，变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伏尔泰将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迟到成吉思汗时代。讲的是成吉思汗入京，必欲追索前朝遗孤，以斩草除根。前朝遗

臣尚德以子代之，尚德之妻伊达梅不忍让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成吉思汗以娶伊达梅为妻做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宁死不从。成吉思汗深为尚德夫妇的忠义行为所感动，最后决定一律免于追究，善待前朝遗孤和尚德一家。伏尔泰添加了一段爱情故事：成吉思汗年轻时爱慕汉族姑娘伊达梅，但伊达梅拒绝了他，嫁给了宋朝官员尚德，为此成吉思汗便发誓要征服全世界。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教道德有深挚的爱好，可是他对中国戏剧了解不多，因而评价也不高。他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评价马若瑟的译本，把《赵氏孤儿》比作十六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认为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它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这出戏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词采，没有理致，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是不能跟当时法国的名剧相提并论的。不过，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是中国十四世纪的作品，若与欧洲当时的戏剧相比，那又非常进步了。他赞叹道：“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了舞台了；但是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剧作却妙趣横生；尽管变化多端，全剧却极其明朗：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是）我们现代很多剧本所没有的。”（伏尔泰《致黎希留公爵》，《〈中国孤儿〉作者献词》）

伏尔泰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十四世纪的中国正值蒙古族统治时期，居然还产生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恰恰相反。这也就证明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伏尔泰从程婴、公孙杵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所以他通过改编《中国孤儿》，力图匡正法国江河日下的道德风尚，推进启蒙运动的开展。因此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仁爱；不再是充满悲剧的氛围，而是洋溢着和解和道德的光彩。

在技术方面，伏尔泰遵照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要求，把《赵氏孤儿》的戏剧动作从二十多年(据伏尔泰说是二十五年)缩短到一个昼夜，情节也简化了，只采用了搜孤救孤。同时，依照当时“英雄剧”的做法，加入了一个恋爱的故事。他的《中国孤儿》原来是三幕，后来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扩大为五幕，目的在描绘风土习俗，从而激发人们的荣誉

与道德感。伏尔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剧本做了修改，为的是大胆宣扬孔子的教诲。”他还在剧本上题写了“根据孔子的教导编成的五幕剧”字样。哈切特：保留主要情节，抨击英国时政

在18世纪的英国，最早改编《赵氏孤儿》的是剧作家哈切特。改编本1741年出版，标题是：“《中国孤儿》：历史悲剧，是根据杜赫德的《中国通志》里一本中国悲剧改编的，剧中按照中国式样，插了歌曲。”这是欧洲第一次改编中国戏剧。

哈切特把剧中人名都改了：屠岸贾原是大将军，却变成了首相萧何，公孙杵改名为老子，孤儿赵武改名康熙，提弥明改为吴三桂。不过总体上看，哈切特的改编基本保留了原作的轮廓和主要情节，如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恩。他没有严格遵守三一律，全剧五幕十六场，并加入了十来支歌曲。哈切特并不知道元杂剧的传统，更不可能理解“曲白相生”的妙处，他只是依照杜赫德在《中国通志》里的介绍，把歌曲放在剧情激扬的地方，表现忧愁、愤恨、绝望、悲痛、欢乐。不难看出，哈切特是在极力运用东方色彩进行创作改编。

不过，该剧因对英国时政的强烈抨击而未能公开上演，影响的范围有限。谋飞：流传最广的改编本，与哈切特的改编本相比，18世纪英国另一位剧作家谋飞(1727-1805)改编的《中国孤儿》，则更为英国民众所熟知。

1756年4月，谋飞读到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觉得远不如预想的好，于是决定重新改编，初稿当年完成。谋飞的改编本里特别突出了民族矛盾。前朝遗孤报了国恨家仇，忠心爱国的臧蒂夫妇赴义就死，征服者铁木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人物命运与民族矛盾息息相关。作者的用意乃是着眼于英国现实，当时正值英法七年战争的紧张状态，国人迫切需要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该剧1759年4月底起在伦敦的德鲁里兰剧院连续公演九场，剧院特别制作了名贵的中国布景和服装，舞台上的中国色彩令英国观众赏心悦目，同时精神也大受鼓舞。作者因此红极一时。谋飞在剧作上演成功以后，发表了一封写给伏尔泰的公开信。他不赞成伏尔泰《中国孤儿》里的恋爱故事，认为把一个粗犷的鞑靼征服者一变而为谈情说爱、唉声叹气的法兰西式骑士，是非常不自然的。为了吸引观众，避免像伏尔泰那样专注于对中国道德的颂扬，谋飞在保留角色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剧情，让遗孤由婴儿变成了一个能够自主表达言语思想并行动的青年。同时，他认为法文《中国孤儿》冗长的对话太多，缺少行动悬念，所以他极力增加了一些热情有生气的动作。

不过就文学价值而言，谋飞此剧并不突出，尤其是语言大多呆板牵强，其鲜活程度还比不上十八年前哈切特的那部诗剧。在人物刻画方面，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剧情进展而不断变化，由野蛮的征服者，一变为足智多谋的政客，再变为柔情蜜意的骑士，最后成为一个以仁义道德自居的正人君子。而谋飞剧中的铁木真，自始至终是个征服者形象，就像《赵氏孤儿》里的屠岸贾始终是个压迫者形象一样，他始终都没有受过所谓中国文明的洗礼，只是个任性好杀的莽夫。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谋飞剧作的广泛流传，以后的60年间，他改编的《中国孤儿》在英国舞台上反复演出，甚至横渡大西洋，在美国费城、纽约等地上演（有资料统计，18世纪下半叶，《中国孤儿》在英语国家演出了四五十场）。以至到了18世纪末期，许多人以为《中国孤儿》是谋飞的创作，却并不知道首译者马若瑟和作者纪君祥的名字。

除英法两国外，《赵氏孤儿》也在欧洲其他国家发生了较大影响。譬如1748年，意大利著名诗人梅达斯塔苏（1729-1782）根据《赵氏孤儿》创作了歌剧《中国英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孤儿成长为少年男子，即剧中与奸佞邪恶斗争的“中国英雄”。1752年，该剧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宫演出，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