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 与何心隐有哪些交往? 何心隐为何被捕被杀?

耿定向: 与何心隐有哪些交往? 何心隐为何被捕被杀?

耿定向与何心隐的交往颇多，何心隐于万历七年被捕后回顾一生所交之友，称耿定向为“以情相交相厚”者，并将耿与罗近溪相提并论：“又有若罗近溪，又有若耿楚侗，亦与汝元交，其情其厚，亦不有先后也。然罗于汝元相交，则相忘而相敬也；其耿于汝元相交，则相敬而不相忘也。然而，我们读耿定向的《里中三异传》，耿对何心隐的传文，却颇不厚。似乎耿定向在有意将何心隐与自己拉开距离，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记录其言行，对何心隐的行为颇不以为然。说“余惩其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称曰何狂云。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耿定向与何心隐相识于京师。何心隐说“而因程（学颜）以首交程之乡同年者，则湖广麻城耿楚侗（定向）其人也。”耿定向也说“余时官北台，狂匿程君邸，即同里士绅避不见，间从比部罗汝芳氏游。余故与程、罗两君交善，时相往反，因晤之。”当时耿定向和京中很多友朋对何心隐很赞赏，“大仆程子楚之英，四明钱子何忱恂，两人视汝犹弟昆些。旴江罗子汝同门，居常目汝为天人些。余亦知汝故不群，况复千里来相因些。”

耿定向还介绍何心隐与张居正相见，耿定向奇江陵，又奇心隐，故引二人相见，并请他们互相品评。虽然张居正、何心隐二人话不投机，言语不和，但对于何心隐“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耿定向却不以为然，并笑言为之开解：“此公腰不健，未必有官显于首相也。毒何由肆?”耿定向性格温和，且与张、何都很欣赏，自不愿二人起冲突。然二人的矛盾，却是他难以开解的。

江陵谓心隐“时时欲飞”，眼光相当准确。何心隐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家境富足，天资聪颖，嘉靖二十五年（1546）赴郡试，中第一名。然而，当他接触到泰州学派的学说后，毅然放弃科举仕途，走上布衣讲学之路。他在家乡创办“聚和堂”，进行理想社会实践。将《大学》“齐家”的理想付诸实践，看起来似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家族的教育和生活条件都有很大改善。然而这种组织严密的团体，对地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麻烦或威胁。因为作为个体农民，很难有能力与政府抗衡，治理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一旦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则容易与官府发生冲突。再加上何心隐秉性刚直，则得罪于官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万历四年丙子（公元 1567）七月，何心隐再次遭到缉捕，幸得程学博亲弟提前报信，他及时逃脱，避往泰州。此次被捕后，耿定向曾写信给湖广巡抚陈瑞，为何心隐辩诬。何心隐逃脱后，自认为并未犯任何罪，于是回家乡归葬父母，“以图拼身自辩于朝”，后万历五年丁丑（1568）十月再次被缉捕，再次逃脱。万历七年己卯（1570）三月初二日，在祁门县（今属安徽省）被捕。后经南安、赣州等地，被辗转押解到武昌，历经三个多月，一路上何心隐有多封上当道书，为自己申辩（见《何心隐集》卷四），但最终在武昌被杖杀，时任湖广巡抚为王之垣。

关于何心隐被捕、被杀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很纠缠不清，连当事人也不明朗。曾光事在万历五、六年间，而实际上，湖广巡抚陈瑞首次缉捕何心隐是在万历四年，而当时逮捕的原因，也是由于张居正痛恨吉安人之故。《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说：江陵（张居正）当国，御史傅应祯、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之。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开始整顿学校教育。疏中有言：“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竟之门，开请托之路。”万历四年受到吉安人傅应祯、刘台的攻击，张居正因而对吉安主张讲学之人怀恨在心。而“心隐每大言欲去江陵不难，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祸。”

后来耿定力则点出，杀死何心隐的主要凶手为时任湖广巡抚王之垣：迨岁己卯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非江陵意也。夷陵南操江时，孝感程二蒲以维扬兵备，直言相忤。夷陵啣之，二蒲尝父事心隐，遂借心隐以中二蒲，而朝野舆论咸谓出江陵意，立毙杖下，竞践心隐当国杀我之言。何心隐蒙难的原因颇多，有其个人原因，有张居正禁讲学的背景、官场的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加起来，令他没有翻身之地。其实，何心隐究竟犯何罪，并不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要的是，其不凡的志向、张扬的事行、巨大的号召力必然引起当道者嫉恨，令当权者视其为危险人物，必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