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及其第一军分区，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晋察冀军区及其第一军分区，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对晋察冀根据地，很多人虽知其名，但对晋察冀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并不清楚。今天我简要讲一讲这个过程，不过我只讲到1939年11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结束。

1937年9月，应阎锡山的邀请，刚刚完成改编的八路军115师，急行军赶到山西，准备参加在山西东北部地区阎锡山对日军展开的“大同会战”。

1937年7月底，占领了北平、天津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南下追击败退的29军，另一路板垣第五师团北上，8月初在占领了张家口、宣化后一个掉头，直奔山西的门户大同。措手不及的阎锡山集中主要兵力布阵大同，准备将日军阻挡在山西的大门之外。

布阵之时，阎锡山对大同会战抱着十足的信心和决胜的把握。当蒋介石表示要派兵援晋时，阎锡山慨然拒绝，胆壮气粗地说：“我决心以晋绥军三十万，全力在大同与敌会战，御敌于门外，以保疆圉。”

阎锡山虽然拒绝了蒋介石派兵入晋，内心却深知自己兵力的不足，于是向陕北的数万红军发出邀请，请出这个半年前曾把自己打得损失惨重的红军来参加迎击日军第五师团的大同会战。

1937年8月下旬，准确地说是8月20日，在陕西省泾阳县的云阳镇，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红15军团和陕南成立的红74师千余人，合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旅四个团。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云阳镇

改编的时候，时值暑热高温的8月，但是从甘肃和陕北过来集结的红军还穿着老棉袄。干部战士一概如此，身上的衣服都结了厚厚的汗碱。您别笑话，当时，红军在陕甘交界的那个贫瘠到极点的地区，物资匮乏，军费枯竭，穷得连单军装都更换不起。

115师改编时更换的单军装，来自阎锡山的晋军被服厂，河北出产的棉花在山西纺织成布，介乎于细布和家织的粗布之间，旧中国标准的“军装布”。就连印着“八路军”的臂章和胸章，人家也都给缝在了军装上。当年的晋军，或晋绥军，或包括晋绥军、29军在内的整个西北军，都是一色的灰粗布军装，与国民党中央军的黄色军装、东北军的蓝色军装形成反差。

时至今日，但凡影视剧中出现的八路军形象，一概以“灰布军装”为代表。实际上，人家晋军提供给八路军的这身灰布军装只给了两年，随着太原被日军占领，然后是八路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恶，八路军只能自己给自己解决军装问题。

晋察冀八路军的军装是土黄色，聂荣臻称之为“长城和黄土地的颜色”，以槐树豆煮色染成，实际上与日军和伪军的军装颜色很接近。以后八路军与阎锡山军队交恶，兵戎相见，战场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黄军装与灰军装的冲突。

这就是说，黄军装才是晋察冀八路军军装的基本色。

1937年8月底，跟着单军装一起发给115师的，还有阎锡山提供的，10天时间内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钱和菜金，当年叫“盘缠钱”。因为国民政府下发的军饷尚未接到，由晋军提供的这十天军粮，是要115师早一点赶到即将开战的大同前线。

115师就是凭这点钱，先是经富平、蒲城、合阳一路向东，步行到黄河边。这段途径几个县的道路，现在开车半天足矣，但当年115师用双脚走了7天。7天后，115师到达了黄河边的韩城县芝川镇渡口——黄河河道最宽的地段，因为此段黄河水最为平缓，适宜渡河。晋军配有一支专门的黄河口岸部队，在这支晋军的调度安排下，115师乘坐晋军提供的大木船渡过了黄河。

韩城县芝川镇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杨成武担任师长、邓华担任政委、罗元发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总计三个团，总共1500人，改编为在国民革命军中没有番号，当然也就没有经费的独立团。

由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部队，人数实在太少，不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个师的每个师15000人的编制。于是，时任关中特委书记，在他距云阳镇不远的家乡富平县，紧急动员一批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这批从富平县新参军的农村青年是没有枪的，林彪闻讯后从这些新兵中“抓了一把”，要到了200人，分到了不受编制限制的独立团。来到独立团的这两百名陕西籍青年的带队人，是富平县当地的游击队长孙胚谋。他来到独立团后担任连副指导员，以后是一团连指导员，1941年升任营教导员。

1942年，一分区准备实行军制改革，取消“大团”制，改为“小团”制。由于取消了营一级机构，大部分营职干部都下放担任连职干部，只有几个极为出色的营职干部提升为团职。已经确定从营教导员提升为一团政治处主任的孙胚谋，调任前夕，在参加攻打易县东罗村据点的战斗中牺牲，被安葬在易县北娄山烈士陵园。这是这座陵园埋葬的级别最高的八路军干部。

东渡黄河的115师进入到山西境内，步行过万荣县后，在曲沃县的侯马车站坐上了阎锡山专门安排的火车，急急赶往山西东北部战场。但行至半途，日军采取的“两翼迂回”战术，打乱了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9月13日，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侵占大同，14日占领怀仁。坚守7天的阎锡山晋军李服膺部，直到大同失守4天后，才撤到县城已失守的广灵县境内。

阎锡山大同会战的失败，使日军占领了大同周边的多个县城。

由于阎锡山对李服膺的“处理过当”，李服膺旧部数千人散落在大同一带，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了晋察冀八路军、特别是杨成武的部队。他们中活到解放后并得到“善终”的人寥寥无几，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青川。

李青川出身在山西和顺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是阎锡山部队的宪兵军官。他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和好人，在杨成武手下，一帆风顺，历次运动都安全度过，1955年授衔大校，比一分区许多红军干部授衔都高。

当年，大同失守，日军紧逼，阎锡山不得已又策划忻口会战。

9月20日，大同失守后的一周，与河北接壤的灵丘县失守。9月21-22日，115师经原平县到达灵丘县境内。

115师投入到抗日战场的第一仗——山西省灵丘县的平型关战斗，就是山西忻口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115师到达县城已沦陷的灵丘县大营镇

当时115师打响的平型关战斗和独立团打响的腰站战斗就不细谈了。以后随着雁门关失守，忻口会战也告失败，阎锡山再次策划太原会战。此时的115师不知不觉陷于敌后，日军已切断了他们与阎锡山主力之间的联系，115师只能自谋生路了。

灵丘，还有灵丘以北的广灵县，以后称为晋察冀军区的“雁北地区”，也是最初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管辖地域。

115师平型关战斗和独立团腰站战斗的各自位置

从杨成武独立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就有许多打算坚决抗日的山西、河北的进步青年，纷纷加入到了八路军行列。

在山西侯马车站，几个来自河北易县的青年加入独立团，其中一个名叫“高良玉”，以后在一分区三团当连指导员时改名叫“高粮”，以纪念曾经跟他一起搭档牺牲的东北籍连长。

列车过太原的时候，加入进了几个有着大学学历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个名叫张迺更，河北省平泉县人，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再问没有离开过晋察冀，解放后是解放军防化兵的创建人之一。

列车到达原平的时候，还有一批山西本地的知识青年加入了进来。其中一个较为著名的是山西繁峙人宫呈祥，在一分区直属特务营担任连指导员后，被提拔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干事，以后副科长、科长，一直在组织科工作。宫呈祥还是后来八一厂著名电影演员胡敏英的前夫。

此时的八路军，理论上是45000人的三个师，实际上林彪的115师超过了15000人，而贺龙的120师不足15000人。由于新加入八路军的万余陕西籍新兵是没有枪的，所以这4万多八路军仅3万余支枪。据记载，贺龙的120师部队近半数无枪；115师独立团的情况较好，但也有四五百人无枪。八路军临上前线，阎锡山没有给八路军一支枪，只给了一些手榴弹，无枪的战士每人两颗。

更困难的是，此时115师因一件特殊事情的发生，已经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

115师上山西前线的同时，被派去领取全师9月军饷的师参谋长周昆，在领到6万法币之后，一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他，高兴得头脑错乱，动起了歪心思。他一面命令部下带3万元回去，向师长林彪交差，自己则带着另外3万元玩了个“人间蒸发”，从此再也不见踪迹。

当时与周昆的情况相似，带着辎重和经费一起“失踪”的还有被编进115师的原陕南红74师政委李隆贵。这两个失踪的高级干部，都是既没有投靠国民党，也没有与共产党组织再进行联系，直至今日也下落不明。

平型关战斗之后，阎锡山的忻口会战计划已然失败，参战的晋军部队仓惶南下，日军趁势追击，115师所在的广灵、灵丘地区成为敌后。困境中的115师，由副师长聂荣臻率师部非战斗人员留下，计骑兵营不足二百人，警卫连四五十人，孙毅为校长的随营学校一百多人，以及其他闲杂散落人员一百多人，合计五百多人，加上杨成武独立团1700余人，总计2300余人。这些人都是在115师的正规编制之外的，开始从灵丘县向西、向南、向北发展，这就是“晋察冀”的最初历史。

当然，也有史料记载，说开创晋察冀的是聂荣臻带领的三千人，这个数字要大一些。但其实有许多人都是稍后一些才到来的。

1937年10月，当独立团从灵丘兵分两路，杨成武带领独立团两个营：一营和三营，经广灵县到蔚县去的时候，季光顺率二营从灵丘县直奔涞源县，再到涞源县进入易县的连接隘口紫荆关的时候，对一分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重大贡献的三个人来到了独立团，这三个人就是邓华、陈正湘、罗文坊。

杨成武带领独立团一营、三营，从广灵向蔚县发展；季光顺率二营从灵丘向涞源县发展。

这三个人在一分区的时间都不长，邓华于1938年2月离去，带领独立团二营扩建成的三团去了平西斋堂；罗文坊于1938年7月离去，到新成立的冀中军区担任保卫部部长；陈正湘于1940年1月离去，到晋察冀军区养病。这些都是后话。

1937年11月7日，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府，也包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宣告成立的时候，短短两个月，晋察冀八路军已经从2000多人发展到15000余人，与115师的人数相当。其中7000多人是杨成武独立团发展起来的，晋察冀军区在请示八路军总部后定下的部队番号是“独立第一师”，成立了三个各约两千人的主力团。

有“独立第一师”，自然也会有“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四师”，分别是后来的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但晋察冀的这个“独立师”编制存在的时间很短，不足一个月，在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下，“独立师”番号被取消，代之以“支队”的番号，支队下属各大队为“团”。这个“支队”的番号与“军分区”并立，基本上很少使用，以后都被“军分区”代替。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军的历史档案中，这个“独立师”，特别是杨成武“第一独立师”的番号一直被记载着，直到1940年一分区赵玉昆叛变投敌后，日军才发现这个“独立师”的番号其实早已废弃不用。

由于整个晋察冀开创时期的主力部队——唯一的一个独立团都集中在第一军分区，所以抗战8年期间晋察冀形成了一个共识：每逢军区和上级领导机关有难，去“救驾”的都会是一分区部队，特别是有“老一团”之称的一分区一团。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要强调一下：由于身处敌后，在整个8年抗战期间，晋察冀的地盘上没有任何一支国民党抗日军队，也就是说，晋察冀八路军既没有抗日同盟军，也没有竞争对手，一直是独自在同日军作战。

到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一年之后的1938年底，晋察冀八路军发展到了近3万人。

到了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的1939年11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响之前，晋察冀八路军发展到了5个军分区，总计主力部队约10个团，3万多人，接近1937年8-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总人数。如果加上平西挺进军和冀中八路军，整个晋察冀地区有八路军9万多人。

在日军华北方面军1939年或昭和14年统计的“共产军”的数字中，记载着晋察冀地区仅有八路军3万人，而冀中八路军和平西挺进军的数字都是空白。这说明，当时晋察冀的八路军很好地隐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直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华北日军被吓了一跳，1941年开始残酷对付晋察冀八路军。

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初创的时候，下设第一至第四共四个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最北端，也是最靠近北平、张家口的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2月，在一分区任职五个月，带一分区老三团到平西，以后再没有回来过。

一分区最初建立时的管辖地盘，计浑源县、原平县、广灵县、灵丘县、涞源县这五个县，其中四个县在山西省境内，只能称作“晋冀”地区，跟“晋察冀”没有拉上什么关系。以后一分区占领蔚县之后，跟浑源县、原平县脱钩，有资格称作“晋察冀”了。但管辖易、满、涞、定、徐、蔚六个县，还是1939年以后的事情。

1937年11月刚成立时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8年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9年以后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

1939年以前，一分区没有自己的摄影记者，这三张老照片均出自著名摄影家沙飞之手，拍摄时间是1938年春天，拍摄地点在涞源县浮图峪、插箭岭一带，被拍摄的主角是一分区一团。

因为老三团被邓华带往平西，新建的三团在灵丘一带集训，没有过来；二团还在从晋军过来的王天存领导下，不会把沙飞往二团派。

1938年4月，一团奉命东征冀中，所以此照片应该是1938年3月下旬拍摄的。

晋察冀最西端，包括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在内，是郭天民、赵尔陆领导的第二军分区。

晋察冀最东端，以保定、石家庄之间的广大地域为管辖地盘，是陈漫远、黄永胜、王平领导的第三军分区。

晋察冀最南端，包括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平山县，还有与山西接壤的灵寿县在内，是周建屏、刘道生领导的第四军分区。1938年春天周建屏故去后，四分区先后更换几任司令员：熊伯涛、陈正湘、邓华。

为了区别于冀中八路军，在八路军总部的行文中，晋察冀常被称作“北岳区”。但只有狼牙山一分区和五台县二分区，符合“北岳区”这个地理概念，其余三分区和四分区，都超出了“北岳区”的地理概念。

1937年11月，当晋察冀八路军建立的时候，他们的两个日军对手：在石家庄的日军第110师团和在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都还没有出现，这两个日军编制是在1938年才建立的。也就是说，日军在1938年成立的这一个师团和旅团，特别是110师团，就是专门为对付河北境内出现的抗日力量而建立的。

日军华北方面军（日本人称为北支那派遣军）用于对付河北境内中国抗日军队的，有四个旅团：110师团所辖的两个旅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

其中，110师团的133旅团对付一分区、三分区和晋察冀军区及冀中地区的八路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对付四分区及冀南八路军；110师团的108旅团对付冀南地区的八路军129师及部分国民党军；阿部规秀当过旅团长的独立第1混成旅团，对付冀南与河南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鹿钟麟、石友三和朱怀冰的部队。

1937年11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这四个军分区，是老牌的、几乎没有变动过的军分区，1944年晋察冀成立四个二级军区，军区领导人都出自这四个老资格的军分区。

变动较大的是第五军分区和短暂存在过的第六军分区。

第五军分区前后出现过三次，成立-取消，再成立-再取消，第三次又成立。

第一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给予了1937年11月投奔到晋察冀军区的赵侗“国民抗日军”，管辖地域是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地区。同时授予赵侗的还有“五支队”这个番号。1938年7月，随着赵侗的出走离去，五支队合并进一分区部队，第五军分区也随之不复存在。

1938年7月以前的赵侗晋察冀第五军分区

第二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1939年7月成立，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1939年初肖克到平西后，与原在平西地区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不对付，宋时轮被撤职、开除党籍回延安，邓华自愿要求回延安学习，但中途被聂荣臻挽留下来。1939年7月在雁北地区成立新的第五军分区，由邓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夏天，随着军事形势的日益紧张，日军大扫荡在即，没有基本部队的五分区被撤消，雁北地区重归一分区管辖，邓华调任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第三个“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于1942年冬天在雁北地区成立，司令员韩伟、政委罗元发。1941年夏天雁北地区重归一分区领导后，一分区在当年11月，即狼牙山反扫荡结束后的第二个月，成立了由一分区副司令员高鹏兼任司令员、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兼任政委的“雁北指挥所”，行使对雁北地区广灵县、灵丘县的管辖权。

罗元发自1937年12月接任邓华政委兼任的一分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到1941年底职务一直未作变动，所以没有急于去雁北上任。1942年初，原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调任一分区参谋长，原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调任平西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罗元发终于迎来了自己职务上的变动：升任一分区副政委兼雁北指挥所政委。

此后的结局是：高鹏上任半年多后被免职，回到一分区，雁北的司令员职务由韩伟取代。韩伟这位湖北人来自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抗战之初，他在晋察冀担任过军政干校的教育主任，郭天民二分区的主力四团团长。韩伟调到雁北接替高鹏的时候，他有不同的两个职务：五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韩伟1955年授衔中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跟陈正湘相当。

1939年，打响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那一年，是一分区大发展或者说得到飞速发展机会的一年。

1939年1月，杨成武兵进易县，消灭了易县和满城县最大的土著武装势力孟阁臣的部队7000人。原属孟阁臣的部队人员、武器装备，特别是物资钱款及管辖地盘，从此成为杨成武一分区的囊中之物，当时杨成武派马辉送到晋察冀军区的金银珠宝和现大洋，就有骡马驮子二十多驮。

1939年1月以前的孟阁臣晋察冀第六军分区

杨成武一分区消灭孟阁臣部队后的最具潜力的收获，是获得了大批有十余年实战经验的原东北军的军事骨干和易满本地的知识分子干部。

孟阁臣的六分区这7000人的去向如何？一分区拣精干青壮吸收3000多人，分到了各主力团和直属部队。三团一下子激增到3000多人，一团也有2000多人。剩下的人员，分给了赵玉昆支队。

早年的八路军，绝大多数战士都是文盲，晋察冀军区只保留有营以上干部名册，分区只建立有连排两级干部名册，战士几乎都没有名册。这与有着健全兵役制度，普遍是高小和初中文化的日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当年曾有个私下里的说法：同文盲的中国军队相比，日军几乎个个都是知识分子。

在杨成武兵进易县并取代孟阁臣的同时，原在易县东南定兴县、徐水县结合部活动的另一大土著武装赵玉昆支队，也交由杨成武一分区代管。杨成武并不满足于这个“代管”，干脆将其整编为两个主力团25团、26团，派进大批一分区干部掌管了支队及这两个团的实权。

几乎同时，杨成武还将一分区两千人的二团给了没有建立主力团的三分区，三分区将自己没能编成主力团的十大队给了一分区。这个来自三分区的十大队不到千人，但人才济济，走出了许多开国少将，比如陈宗坤、赖庆尧、郭延林、徐信、陈亚夫等等。这个十大队一来到一分区，杨成武当即将其拆散，分别编进了一分区主力一团和三团。

据晋察冀史记载，从1939年2月开始，晋察冀军区遵照八路军前方总部整军训令的要求，对全区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编。到1939年底，全区共编成31个战斗团，其中北岳区编有第1、2、3、4、5、19、20、25、26团和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平西冀热察挺进军编有第6、7、9、10、12团；冀中军区编有第16、17、18、21、22、23、24、27、29、30、32、33团及警备第1、2团。全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共计9.5万余人，其中晋察冀军区3万多人、冀中军区4万多人、挺进军1万多人。

在晋察冀军区即北岳区编成的9个战斗主力团当中，一分区直接指挥的主力团有4个，计1、3、25、26团。1939年6月，挺进军6团“归还建制”回归一分区指挥，因为这个6团的前身是邓华带走的老三团。1940年，晋察冀军区又把20团交给一分区指挥，作为对一分区将自己的骑兵营、炮兵连上交给军区的补偿。1940年底，一分区将直属特务营扩编为34团。这样，一分区直接指挥的主力团达到了7个，独占晋察冀军区军事实力的半壁江山。

1939年，还是大批学生干部走进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的重要一年。

1938年10月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建立二分校的抗大队伍，当年年底就开始向晋察冀各军分区输送毕业生。第一批来到一分区的干部有钱丹辉和彭澎，被分配在一团政治处任指导员。

1939年，一大批来自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平津日伪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干部经晋察冀军区统一分配，来到了一分区，魏巍、蔺柳杞都在其中。他们后被分配到一分区主力各团和各地方游击支队，一律任命为教育干事，实际上是文化教员。

1939年雨季反扫荡结束后，又有一批来自延安和冀中的军事干部被晋察冀军区分配到一分区工作，晨光、马青山、朱利、周自为都在这批干部之中。

这都是“成批量”来的，通过各种渠道，零零散散来到一分区的知识分子干部就更多了。

起码到1939年11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一分区直接指挥的战斗主力团有5个，拥有作战兵力1万人以上。其余的辅助兵力、4个地方游击支队、司政机关和供给部、卫生部的非战斗人员5000人以上。这还只是“党政军”中的“军”的部分，代表“党”的一分区地委，代表“政”的一分区行署，以及下面的县委、县政府，区委、区政府脱产干部至少在千人左右。

1939年10月，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打响的一个月前，一分区在易县南管头村召开“祝捷训练检阅大会”，会场上布置了战利品展览厅、舞台演出和运动场比赛。据记载，一分区所属的1、3、6、25、26这5个主力团和分区直属部队都派人参加了大会。

1939年10月的蔚县麻田岭战斗，打掉了日军的修路大队，为什么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亲自带队，临时拼凑了两个营前往蔚县，就是因为一分区部队汇集起来在开大会，抽不出人来。

一个月后雁宿崖战斗打响，这5个主力团各有分工：1团、3团直接参战，6团担任涞源西部对日军的牵制任务，25团担任雁宿崖战场的总预备队，26团担任一分区东面的警戒任务。都不得闲。

本文作者：杨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