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父亲是正国级，扎根北大荒投身农业，晚年献身扶贫工作

李特特：父亲是正国级，扎根北大荒投身农业，晚年献身扶贫工作

晚年的李特特

2021年2月16日，正是农历春节的假期，就在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的时候，在北京，一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位老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李特特。

说起李特特，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难道是《亮剑》中李云龙的儿子？

李特特这个名字的确比较特别，但是却并非虚构，翻开她的履历，仔细地读上几行，我相信你同样也会感叹，她的人生的确是“特”。

在所有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中，李特特的经历可能是最独一无二的，她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颇为特殊。

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则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夫妻两人，一个正国级，一个副国级。

而李特特的舅舅则是鼎鼎大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蔡和森同毛泽东、萧子升，并称“湘江三友”，舅妈则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唯一的女创始人——向警予。

照理说，像李特特这样的家世，在中国革命史上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李特特是蔡畅和李富春唯一的女儿，按说应该是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但是自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李特特的一生就充满了坎坷。

有的时候说人如其名，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革命时期，李特特一共有三位亲人先后惨遭敌人杀害。

在她的记忆中，舅舅蔡和森是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惨烈牺牲，二舅蔡林蒸则在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牺牲，遗体被砍碎丢在湖里，舅妈向警予则在31岁被敌人残忍地杀害。

李特特的母亲蔡畅、父亲李富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相识、相爱的。

当年蔡畅抗拒父亲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来到了长沙，此后又随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来到了法国。

在蔡畅的内心中，自己既然已经许身革命，就再没想过自己的私人生活，所以，李特特的到来，是一个纯粹的意外。

在得知自己怀孕之后，蔡畅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人工流产。

但是当时身在法国，周围的环境并不允许，再加上母亲葛健豪和丈夫李富春的反对，蔡畅这才将李特特生了下来。

分娩的那一刻，蔡畅看着怀中的女儿，心里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她觉得自己此生再无遗憾。

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和自己的理想，蔡畅还是决定当即在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

可以说，李特特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就是曲折的。她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既是幸运，也是不幸。

李特特的名字是她的外婆葛健豪给她取的，葛健豪不是个寻常的人。

葛健豪16岁结婚，生下了三儿两女，但是丈夫不务正业，整日里的游手好闲，对此葛健豪十分的失望。

葛健豪眼看丈夫已经无药可救，便一心只想将儿女培养成才。在50岁时，葛健豪卖掉了娘家陪送的嫁妆，凑足学费和儿女们一起走进省城学堂。

葛健豪革命的一家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与葛健豪家相隔不远，从秋瑾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

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葛健豪非常悲痛，从此，她不断鼓励儿女要像秋瑾一样做人。可以说，儿女们走上革命道路，几乎都是受到葛健豪的影响。

1919年，葛健豪借来600元银元，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那时，她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硬是跟着年轻学生啃法文。

由于葛健豪基础不好，在学习过程中问题也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她经常是有问题就立刻问，问得儿子蔡和森不耐烦了，又去找女儿蔡畅，女儿厌倦了，再去找儿媳向警予。

最后葛健豪硬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将法文啃了下来，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

1923年，女儿蔡畅怀孕了。

当时蔡畅决定做人工流产，可是葛健豪却说她宁愿放弃工作也要抚养外孙，正是在葛健豪和李富春极力劝阻下，孩子才被生了下来。

李特特这个名字也是葛健豪给取得，那时在法国，葛健豪发音不准确，就写了两个“T”,再加上她父亲的姓，就成了李特特了。

蔡畅和李富春两口子对这个名字也十分的满意，也觉得女儿是在特殊条件下出生的，这个名字很合适。

自此之后，葛健豪除了要做工养家，勤工俭学、助力革命之外，还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抚养外孙女。

这个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在人生地不熟的法兰西，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挺了过来，直到共产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李特特辗转归国。

在湖南永丰，李特特在外婆的身边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

那段时间，日子虽然比较清贫，但是身边有外婆的陪伴，有哥哥、姐姐，生活终究还是有些乐趣的。

外婆对李特特的人生影响非常大，在外婆的教导下，李特特远比其他孩子成熟、懂事得多。

1928年，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女儿李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后来蔡和森也来了，这几个人凑到一起开启了疯狂的模式，他们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忙碌，几乎很少回家。

而照顾这几个孩子的重任，也就落在了葛健豪的身上，那时候为了躲避敌人的耳目，葛健豪经常要带着孙女儿们搬家。

李特特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他们只要一搬家，外婆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而李特特的任务就是拿脸盆盛一盆水，然后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倒进马桶。

每次搬家，蔡畅都给李特特改姓，李特特当时很不理解，而且生气，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总是让她说谎。

有一天，李特特实在忍不住去问妈妈，怎么总是改姓，蔡畅严厉说：“小孩子不要总问这么多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还有一次，李特特玩耍时听到母亲提到了“尾巴”这个词，她不知何意，便去询问妈妈，结果竟又招来母亲的严厉训斥。

在李特特的童年回忆中，母亲的形象，总是与这些训斥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李特特还不明白，但是心里总是会很委屈。而每当这时，外婆总会将李特特揽在怀里，在外婆的怀抱中，李特特感受到了仅有的家庭温暖。

后来葛健豪回了湖南老家，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只剩下李富春一家三口。

虽然说是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但是这时候的李特特真正地体会到人生中最孤单的时光、

那个时候蔡畅和李富春经常要出门执行任务，每当这时候，可怜的李特特总是被他们独自扔在家里。

李特特母亲：蔡畅

有一段时间他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父亲李富春和母亲蔡畅早晨出门时，会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然后告诉李特特午餐吃油条，晚餐吃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一走就是一天。

李特特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父母回来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又已经出门了，桌上又放上了新的油条和烧饼。

如此的日复一日，有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李特特都和父母说不上一句话。

那时李特特才刚满5岁，每到天黑，她看着窗外摇曳的树影，听着棚顶上吱吱作响的老鼠，家具里发出的胀木声，都会吓得她毛骨悚然。

但是她没有哭，只是会默默的流泪，她也不敢大声地喊叫，只是默默的蜷缩在黑暗中，直到沉沉地睡去。

不得不说，革命者，实是一种非常人所能从事的事业，革命家，乃是牺牲自我的一切，来成全理想的追求。

李特特生在这样的革命家的家庭，就注定了不能享受寻常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后来，李特特一家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这次父母倒是不再出门，家里开始变得每天宾客盈门，妈妈蔡畅换上了旗袍，像个阔太太。

她一会儿让李特特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特特一个窗花，让特特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特特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她在门口玩。

妈妈蔡畅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一句都不能问。

蔡畅“训”李特特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特特不知道。

直到长大，李特特才明白，她4岁时就参与革命工作了，是一个小小的革命者。

李特特的记忆中，和母亲总是疏远的，母亲的脸庞也总是冷漠的，在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

那时李特特一家还住在一幢三层小洋楼里，李特特和爸爸、妈妈住三楼，聂荣臻和张瑞华带着聂力住在二楼。

有一天，两家人准备给聂力过周岁生日，蔡畅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也顺便给李特特买了一件连衣裙。那是特特最最高兴的一天，因为直到李特特7岁，都还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李特特看着妈妈递给自己的新裙子，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李特特的眼里，妈妈一直都是严厉的形象。母女两人虽然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情其实很疏远。

但是，看着妈妈送给自己的新裙子，李特特还是很高兴，她知道妈妈是爱自己的。

上世纪40年代初，李特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

当时，李特特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

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就恨日本帝国主义。”

特特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妈妈蔡畅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

李特特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

妈妈沉默了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

李特特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蔡畅和葛健豪在法国

是啊，蔡畅在投身革命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已经成为了千万个孩子的妈妈，不能只属于李特特自己。

1933年，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这个国际儿童院当时是专门用来是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后代的学校。

1938年，中共中央将部分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国际儿童院，李特特也在其中。和她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

刚到莫斯科时，李特特非常兴奋，异国他乡的新环境给了她很多新鲜的感受。她感慨道：那里的森林特别多，树密密麻麻的，真漂亮。

不久，李特特有了属于自己的俄文名字“罗扎”,中文意为“玫瑰”，但小“玫瑰”在俄罗斯没能过太多平静的日子，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

当苏联招募儿童院的大孩子参加军事训练作为保卫国家的后备军时，李特特立刻报了名。

训练时，她和男孩们一样，每天背着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滑雪行军一百多公里，一天下来，觉得骨头要散架了。

训练结束后，17岁的李特特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荣誉证书，这表明，如果有需要，她将被派到作战第一线去，必须随时准备上前线与敌厮杀。

随着前方战事吃紧，伤兵被源源不断运到后方，李特特又被安排到军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

在零下40℃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挖着挖着血就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残酷的战争岁月里，李特特染上了伤寒症，连续半个多月高烧不退。幸亏治疗及时，她才脱离了危险。李特特时常对人说：“是苏联人民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蔡畅和李富春夫妻

如果说在国内的岁月，将李特特变成了一个革命者，那么在苏联，李特特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战士。

在苏联，情窦初开的李特特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在1944年，李特特考上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学习一学期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学业就搁下了。

1948年她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在24岁时，她遇到一个俄罗斯小伙，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品尝到爱情滋味的李特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很快，她与这位俄罗斯小伙结了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

1952年，李特特从苏联季米里亚捷农学院毕业后，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此时李特特的父母早已经是国家干部，但是她回国后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特权。

当李特特选择职业时，母亲蔡畅对她说：“你常年在苏联，对于新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一定要到下面锻炼锻炼，一是了解新中国国情，了解现在的中国群众;二是去下面锻炼，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中国需要什么。”

于是，她就去了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

两年后，当获悉国务院决定建设由苏联援助的大型谷物农场时，她立即申请参加这一令人神往的事业。

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定去北大荒开荒。

那时父母劝她把婴儿留京让父母帮助抚养，但她舍不得与儿子分离，硬是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正在筹建中的友谊农场，而且一待就是4年。

那时，儿子没有奶吃，也没什么可替代的，李特特就把黑馒头切成片，烤干了再碾成粉末冲水喝。儿子整夜地哭，她就整夜地坐着赶蚊子。后来，孩子又得了阿米巴痢疾，没有医疗条件，她硬是用土方子治好了儿子的病。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李特特有些理解当时父母的做法，也明白了父母的苦衷。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是植物生理，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采矿、医学、农业诸方面。

中国农业科学院也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准备着手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这时候就把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后，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搜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建立了资料库。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年。

在1958年至1960年间李特特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培养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这些人都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运动中，李特特受到了冲击，她的核效应研究也就中断了。

1974年她回到北京后，也没有再回到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只能在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作情报翻译工作。

对于祖国，李特特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但是，恰如当年父母的境况一样，忙于事业的李特特，在家庭上却要面临惨淡的窘境。

李特特在苏联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但是却在祖国终结了自己的婚姻。

作为革命家的子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特特的人生注定与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

在李特特和丈夫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位俄罗斯的小伙子对这一切都还感觉到很新鲜，但是久而久之，他就感受到了不同。

由于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工作上并不顺心。

而回到家中，由于夫妻两人的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这些矛盾开始逐渐地暴露出来，洋丈夫和李特特的交流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在各种压力下，丈夫与李特特离了婚，然后独自返回了苏联，从此再未见过彼此。

之后，李特特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

如今，李特特的女儿已经安家在上海，也已退休，李特特也有了外孙和外甥女。平时李特特多通过电话与她联系，寒暑假期间他们也会到北京来看外婆。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李特特要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老人家却在这时候以一次华丽的转身，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没有享受退休生活，而是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

这一年，李特特65岁。

也是在这一年她开始遍访贫困地区，开启自己人生最大的事业之一扶贫！

行走在扶贫路上的李特特

扶贫工作在现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更不要说在物质还没有特别丰富的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坎。

扶贫工作，最难的，往往是对于人心的考验，看一个人是否能够下定决心去扎下根。

为了做好扶贫工作，李特特竭尽全力地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各省市区领导们，以及一些企业家去介绍情况，寻求帮助，然后她再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井、修路、办学校。

为了筹款，李特特没少找到父亲的下属，请他们帮忙，虽然都是李富春的老下属，但是不管怎么说，跟别人要钱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李特特刚开始向这些人求助时，有些部门、企业领导的脸色并不好看，有时李特特甚至还要“点头哈腰”,得“您您您”地请求。

身边的老姐妹知道后都十分的气愤，纷纷劝她：“算了吧，老革命如今要看小处长们的脸子，难受不难受?”

但是李特特却从没把这些挂在心上，自己已经退休了，如今的扶贫工作是自己的人生理想，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李特特感觉自己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在李特特的家中有一本非常特殊的相集，这里面都是她遍访云贵川贫困地区、长征路线拍下的见证，记录了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

这个蓝色封面附有白色纸条说明的相册，重达4斤以上。这是李特特的秘密武器，她希望它帮助自己说服有意扶贫的人们，相册都已经被翻烂了。

翻开相册里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千疮百孔的被子，草棚几乎是迎风可倒，干枯的土地上慢慢开裂，看着孩子们的可怜巴巴的眼神，李特特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

几十年来,李特特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贫困地区,帮助数不清的人摆脱了贫困。

在扶贫过程中，李特特渐渐地发现，扶贫工作的问题。

最开始，她和同事经常在贫困地区给当地人示范如何耕种经济作物,但她们前脚走,后脚马上就变样了，一切都又恢复了原来的情况。

结合多年的扶贫经历,李特特总结出: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要想真正的摆脱贫困，最重要的不在于给多少经济援助，而是要提高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增加受教育机会，这才是贫困真正的源头。

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问：李老太太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扶贫?

李特特说到:“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在心里，李特特始终记得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任名誉会长李先念逝世时的叮嘱：“战争年代，老区人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们，连猪娃子都被我们吃掉了。革命成功了，千万不要忘了他们。”

“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这是李特特给这个时代最好的答案。

在开展扶贫工作33个年头之后，2021年2月16日，李特特老人停止了呼吸，享年97岁。

回首老人的一生，李特特生于共产党萌芽时期的法兰西，成长于革命战火纷飞的中国，求学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

虽然家世显贵，但是却吃尽人间苦，尝尽世间冷暖，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李特特却都能保持一颗纯净的初心，牢记父辈的教育，几十载春秋，从不变色。

她真正的做到了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脚下的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