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不符合特赦条件，毛主席特赦所有战犯，事后方知主席大手笔

建国后，功德林以及一些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大量战犯，有一些战犯由于接受改造且表现良好，陆陆续续得到了特赦。但是有一些性格强硬分子，他们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并且坚持拒绝改造，比如黄维、刘镇湘、文强等人。

经过六次特赦之后功德林已经所剩无几，仅存的那些人抗拒改造为此只能继续关押。当时关于这些战犯的关押问题，公安部还上报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表示仍旧有13人不符合特赦条件，不能特赦。

毛主席看完公安部的报告之后，感觉公安部魄力太小，于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当时剩下的人并不多，功德林里面地位最高的应该就是兵团长黄维，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这些人早就特赦了，剩下的那些小鱼小虾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于是毛主席决定特赦所有的战犯，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和待遇，发一笔钱并且表示去留随意。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让人出乎意料，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深谋远虑，就连上将王震都感慨“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所以也没有人认为毛主席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于是公安部就开始准备特赦所有战犯。

为什么毛主席决定要特赦这些战犯？这些战犯被特赦之后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如何一石二鸟的！

历史遗留问题：关押无用

毛主席提出特赦战犯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将军虽然是战犯，但是那都是有原因的。有一些人是死忠蒋介石的，但是有一些人是被迫的。因为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很多人都投奔国民党，然后谋个差事做做。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未来的，很多人还是比较短时甚至可说是比较在乎自身前程的，当时国民政府树大，所以投奔的人也多。但是当国民党势微的时候，这些人就要换阵营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大量的国民党军官起义，有一些是真心弃暗投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很多投机客甚至墙头草。这些人没什么威胁，所以无需多虑。

但是还有一种人，那就是虽然想要跟着共产党干，但是曾经跟着国民党时做了一些做事，没办法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考虑到这一点，毛主席决定只要接受改造，站在人民的这边，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就此掀开新篇章。

程潜就是这一种人中的代表。他与共产党并没有血海深仇，甚至还是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人响应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并不打算死忠蒋介石。所以共产党说既往不咎之后，这些人就陆续起义、投诚、接受改造了。

死忠蒋介石的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坚持死忠蒋介石，比如刘镇湘等人；另一种就是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这些人起于浮萍，因为蒋介石的施恩，所以才能平步青云，对蒋介石也比较忠诚，比如宋希濂、杜聿明等。

在接受改造之后，这些人陆续改变政治观点，同时也不再死忠蒋介石，因此陆续被特赦。在处理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比如解决了程潜那些人的后顾之忧、改造了宋希濂那些人，功德林就减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顽固派”。

“顽固派”也分几类，一类是恪守“忠臣之道”，比如黄维；一类是死忠蒋介石，比如刘镇湘；还有一类是血债累累，担心共产党不会接纳他们，所以坚持一条道走到黑，比如周养浩。

黄维这一类人就是纯纯的“书呆子”，这一类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所以在一些事上比较墨守陈规，比如死磕军事条文。只要“兵法云”了，那就按照兵家先贤所指挥。兵法云穷寇莫追，那黄维断然不会追一步；兵法云敌退我进，那就必须前进。

在战场上，陈赓就是利用黄维这一点，故意放弃一些阵地诱敌深入，最后包围了黄维。黄维失败之后仍旧墨守陈规，认为兵法先贤没错，错的是自己不够厉害。毕竟陈赓就读黄埔军校，成绩比他好，在学校就比不过他，在战场上比不过他也合理，自己失败不算冤枉。

这一点是黄维的致命缺点，因为墨守陈规，所以黄维坚持“忠臣不事二君”，恪守“君臣之道”，一心一意效忠蒋介石。

刘镇湘这种人就是死忠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让刘镇湘十分感激，誓死效忠蒋介石，更是受赐“中正剑”。中正剑就是赐给黄埔学生的，主要就是给那些死忠分子，同时中正剑也称为自杀剑、成仁剑。这种人不是忠于国民党的，而是单纯的死忠蒋介石。

当然了，除了刘镇湘那几个人外，几乎没有人用中正剑自杀成仁，持有中正剑的王耀武、宋希濂、黄维最终还接受了我党的改造。

周养浩绰号“书生杀手”，曾策划杀害杨虎城。这类人更是死忠蒋介石，毕竟血债累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当然不止周养浩是这样，徐远举、谢代生都是如此。当年徐远举就是对江姐用大刑，他对此惶惶不安，没等到特赦就死在了功德林里面。

这些人很多都是特务出身，血债累累，就连沈醉都说：“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犯而给赦了出来，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达到（确已改恶从善）这个条件。”

沈醉虽然是特务，但是他在1949年的时候就决定和卢汉一起起义，控制了云南地区的特务人员，而且改造良好，坦白了很多问题。当然，涉及到周养浩的时候，周养浩对其大怒，甚至还想拿板凳砸沈醉。

除了这三类人，应该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蒋介石挟制的人，这些人的家眷和亲朋好友在宝岛，如果他们接受改造了，那么家眷、朋友们会不会被牵连？要知道，即使是宋希濂也被蒋介石所控制。

因为在解放后期的时候，有一批人摇摆了，所以蒋介石把他们的家眷们都送到了宝岛，与其说是保护，我看更大程度上是威胁。这些人就算不为自身考虑，也得顾虑家里人，所以才一直不肯接受改造。最后被特赦之后，这些人归心似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台湾见家人，可见是存在我所说的可能的。

另外还有最复杂的一种人，说是一种人其实不如说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文强。他曾经是共产党的人，更是红一师的师长，但是因为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年轻气盛的文强当即决定去找周恩来申诉，但是没有找到人，被迫脱党，之后加入了国民党。他并不是效忠蒋介石，只是咽不下那口气，所以坚持不肯改造。

这些人由于种种历史遗留问题，改造注定是没有用的，继续关押也只能授人以柄，毕竟国民党战犯如果都死在功德林里面，那么宝岛那边必然会大做文章。考虑到改造已经没有用了，而这些人已经被关了二十多年，早就放下枪了，被特赦之后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毛主席决定特赦他们。

考虑到未来的问题：特赦战犯

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这批战犯改造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们已经是最典型的“顽固派”了。既然不能沉迷过往，那么就要思考未来，未来如何和宝岛上的国民党相处？跨海作战太难，当时新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外加上美帝国的威胁，想要短期跨海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炮击金门、收复海南这两件事让中国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但是在不具备强大的海军条件下，毛主席还是要考虑如何解决宝岛问题。

一方面是加强海军、空军建设，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最可行的就是继续国共合作。但是考虑到国共合作，那么这批战犯的影响就很大。

要知道在1937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共产党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释放关押的共产党人。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人就被国民党所围剿，大量的共产党人、爱国人士成为了“政治犯”。

要想国共继续合作，那么释放这些共产党人则是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在1945年的时候，旧事重提，也提及过新疆所关押的共产党人。对于我党而言，这些人不应该再背负“政治犯”的罪名，他们是爱国人士，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人。

同样的道理，宝岛上面的国民党也肯定希望中国释放关押的国民党人，这件事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国共合作，如果都死在功德林，那么很有可能被有心人所利用，继而破坏两岸关系，成为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为了能够早日解放宝岛，为了能够缓和两岸关系，毛主席他老人家认为释放这批战犯的作用比关押这批战犯的作用更大，同时特赦之后的连锁反应更加重要。思前想后，毛主席认为不应该再继续关押这批战犯，决定一个不留全部释放，而且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特赦。

这是毛主席向对岸抛出的绣球，寄托着毛主席对解放宝岛的期盼。要知道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实比较宽松，一方面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另一方面就是联合国认可了大陆，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包括日本），留给蒋介石的政治外交空间不多。

随着蒋介石的去世，两岸关系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缓和，甚至能为国共合作提供一个契机。毛主席最希望的就是解决宝岛问题，国家统一这可是重任，不能轻视。既然形势走到了这一步，不妨大胆一点，继续关押这些战犯让人说我们小家子气也不好，魄力要大。

特赦之后的连锁反应：一石二鸟

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之后，中国对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实行了特赦，给予他们公民权。这些人有工作能力的，可以适当安排工作，照料其残生；身患疾病的，也可以和干部们享受一样的治疗；对于那些想要离开的，也不加以阻拦，去留随意。

为了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以及窘迫的口袋，在特赦他们的时候，每个人还发了一百块钱的零用钱。这笔钱可以让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能为回家提供路费，不至于窘迫到寸步难行。

决定留在大陆的黄维、文强等人，选择加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用残生为人民做贡献；而决定离开大陆的王秉钺、周养浩、刘镇湘等十人，中国政府把他们送到了香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台湾方面并不愿意接纳他们，而且把他们视为“间谍”，拒绝让他们上岸。

这一下子把十人就整懵了，去不了台湾也无颜回大陆的张铁石选择在酒店自杀，他的自杀引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宝岛沦为被动的地步。王秉钺、周养浩这些人陆续飞向美国，后续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在美国定居；而蔡省三这种有立足能力、一技之长的人选择留在香港，当一个作家；赵一雪、张海商、杨南村则是十分落魄的选择回大陆。

这些连锁反应让毛主席十分高兴，表示“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虽然未能达到目的，“国共合作”遥遥无期，但是这确实是起到了两个大作用。一方面是彻底瓦解了“顽固派”，另一方面就是拉拢了黄埔系。

我们先说第一点，此举几乎可以说彻底瓦解了“顽固派”，因为以黄维、文强为首的“顽固分子”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加入革命潮流之中，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

在特赦时，黄维、文强就代表特赦战犯发言，表示：

“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这个言论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激动，而之后黄维、文强确实也是这么做了。黄维晚年成为著名的“永动机”民科专家，虽然我们都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黄维的初衷还是好的，至少他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过去大家对我发明永动机微词甚多，好听一点的说我是幻想家，难听一点的说我是神经病，其实呢，正是我考虑到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这有什么不好呀！--黄维”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黄维余生全部投入了永动机的研究之中，更是让儿子报考有关机械方面的学校，就从这一点上看，黄维是真心想要研究永动机。在那个年代，黄维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端教育，他就是凭借一腔热血，想要补偿罪孽，所以才醉心永动机。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志可嘉！

共产党对战犯的友好态度，也让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大为改观，“顽固分子”黄维彻底归心，身居高位的“杜长官”杜聿明也表示共产党待我不薄，并且在临终前嘱托妻子“我死之后哪里都不要去”，共产党会善待你，如果你离开大陆恐怕会授人以柄。

瓦解“顽固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拉拢了黄埔系，让黄埔师生看看到底谁才是中国的希望，谁才是专心祖国统一的。这一件事是大事，要知道在蒋介石的提携下，黄埔系是近代最大的一支政治势力，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海外！

看到共产党的态度之后，这些黄埔学生也深受影响，晚年一直在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并且坚持为“祖国统一”做贡献。

在美国的宋希濂联合一票黄埔同学，一同呼吁全校同学以及家属促进祖国统一运动。就因为这个行为，宋希濂还被宝岛媒体所贬低，以至于李敖站出来为宋希濂鸣不平：

“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国民党)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

在大陆的文强更是联络了一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主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自身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出谋划策。

此外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黄埔后代联谊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这些组织都在坚持呼吁祖国统一，一直在推动缓和两岸的关系。

不得不说黄埔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毛主席这一手一石二鸟之策取得大效，比起关押那些战犯好太多了。作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掌握主动，略施小计就令宝岛猝不及防，陷入被动之中。